摘要：所谓法律观点指出义务，是指法院如果要适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法律观点作为判决依据时，必须向当事人指出并给予其表明意见的机会，这是法官的义务。 ...
[14]其次，在《反垄断法》分则部分，三类法律主体限制竞争行为的类型也分别被明确框定在特定范围，经营者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对应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三类。
违反征地法定程序，无论大小轻重，无一不究，无一不承担行政处分乃至刑事责任，不得以动机不坏作为免责理由。全面提升土地征收的违法成本，遏制一些地方土地征收中时有所见的公权力流氓化、私权利刁民化，对于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公共利益和农民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宽泛的公共利益是鼓励而不是约束土地征收，土地财政的利益动机足以推动地方政府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进行土地征收，从而使得最严格耕地保护国策成为空话。地方政府即便不公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关于地方政府违反公告和听取被征地农民意见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违法成本低是地方政府违反征地程序的主要原因，但土地征收法定程序的软弱和漏洞纵容了地方政府目中无法。在我国，公共利益的认定基本停留于政府内部流程，听证基本流于形式，政府的审批往往就是公共利益的证明 ，被征地农民和公众的意见对政府的土地征收决定基本没有影响和约束。项目建设的土地成本依照土地产出能力支付，意味着项目建设的土地成本可能只是非农用地价格的 1/10 甚至 1%，所节省的土地成本转化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建设项目的盈利。
B 2016 年至 2017 年，国家土地督察发现山东、河南的土地闲置和低效用地高达 87.06 万亩。种植水稻、小麦、甘蔗的产值远低于种植水果、蔬菜、林木，东部地区的产值往往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产值与现代农业公司的产值不具有可比性，所谓前 3 年平均年产值只能是一个大致的估值。上世纪60年代侵权法学者普洛塞（William L. Prosser）将其总结为四种类型，后来这种区分被实务界所接受，在《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也规定了其主张的侵害隐私权的四种类型并沿袭至今：一是对隐私空间的侵入。
三是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在过去20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和立法者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明姿态，为国内互联网公司营造了一个宽松政策环境，从而产生了像BAT这些数据巨头。尽管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运用用户数据为之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相反，如果只是情感受到伤害，我们的法律不会承认任何给予赔偿的原则。
Chander教授在其论文中强调了没有隐私限制证明特别有利于互联网创新，其原因就在于硅谷企业的成功往往不仅仅是一个初始灵感的结果，而是一个企业内连续几轮连续创新的结果。本文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应该以市场作为重要的配置主体，从而让数据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和促进社会福利提高。
尤其是最近几年有关移动通信的相关判例中，更是如此。2009年，《华尔街日报》的科技记者朱莉娅#8226;安格温（Julia Angwin）在一篇名为Putting Your Best Faces Forward的文章中分析了为什么Facebook能够在激烈的社交媒体大战中脱颖而出，原因就是用户愿意用自己的隐私换取一个基于信任的沟通平台，与诸多的匿名平台相比，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Facebook更获得用户的青睐。那么，何为个人信息？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是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学界通常将隐私界定为一种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的权利（right to be alone），即个人具有不可侵害的人格，对其思想、情绪和感受等自身事务的公开、揭露具有决定的权利。
（2）把个人隐私保护当做一种资源，而不是一成不变和绝对保护，能够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避免保护过度。对此，欧洲、日本和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不同发展路径可供借鉴。不仅仅用户个人的信息更加立体化了，而且规模也大幅度增加，现在往往是以数千万甚至上亿计算被泄露的信息。五 行文至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公众对App收集信息的恐惧了，原因就在于担心个体赤裸裸的呈现于商业机构面前，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泄露而带来实质性的损害，但事实上，用户的信息在王永庆的小本本上才是赤裸裸的呈现，而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通过加密、脱敏等方式实现了解你，但并不认识你。
隐私通常是由一组个人信息构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是隐私。我们把自己放在同心圆中心，在中心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我们完全自己保留、不与任何人分享的秘密、思想和仪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万豪旗下的喜达屋受黑客入侵的5亿用户信息中，用户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护照号码、信用卡等所有核心的信息统统被泄露出去。如果米缸里还有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将米缸刷干净，然后将新米倒进去，将旧米放在上层——这样米就不至于因陈放过久而变质。
否则法律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何为公民个人信息？2017年5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最高法院通过历次判例逐步发展了隐私权的内涵，他们在宪法文本中找到了隐私权的某些根据，即存在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和集会请愿自由的规定）、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扣押的规定）、第五修正案（关于禁止自证其罪的规定）、人权法案、第九修正案（关于保留权利之声明）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有关自由的规定，特别确立了刑事侦察领域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个人生活空间和私人资讯等）。二是使用他人姓名或者肖像。很显然，别人知道我的信息，并向他人或者组织告知有关我的信息并不必然侵犯我个人的信息。为什么王永庆通过小本本掌握用户信息来为用户服务的行为至今得到赞赏，而App窃听用户信息的行为就不可接受？按照常理推，王永庆那个卖大米小本本上记录的内容，大概率也是他自己根据用户的言行中分析得来，不可能是他和用户一对一访谈得来，更不可能是和用户之间还签订一个像现在App普遍存在的用户协议。因为在这个行为之中，收信人并没有缔结任何契约，也没有接受任何信托，但是收件人公开信件确实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侵害，而这种侵害是无法通过契约、信托或者侵权法的原则所禁止的。
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并不是越严格越好，而是需要保持一个平衡，避免过度的监管降低社会福利。尽管有些个人或者机构会通过非法获得个人信息牟利，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台而言，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信息并无多大价值，只有当每个用户将其行为和一定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价值，所以才会有了所谓的用户画像，那就是通过用户的特定行为来研判其商业价值。
一些公众人物，包括政治人物的个人隐私披露，对全社会来说是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隐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尊严。
尽管隐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但是在美国互联网领域却鲜见相关诉讼。在这篇隐私权的开篇之作中，作者路易斯#8226;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塞缪尔#8226;沃伦（Samuel Warren）将隐私视为是个人有权保持个体私密以防止被呈现于公众之前，这是隐私权外延中最简单的情形。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隐私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秘密方面的事宜，包括个人数据、个人行为以及附属于个人的空间领域等。前白宫首席信息官（2006-2008）特蕾莎#8226;M#8226;佩顿在《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一书中指出，隐私可以通过一个同心圆来思考隐私。不同的权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对数据的监管政策应当以社会福利的提高为目标，保护隐私的同时也要允许合法的个人数据交换。
我觉得这是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关键区别。从这个角度理解，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也是一种资源。
那么，其界限何在？ 既然隐私是一种资源，那么，和其他的任何资源一样，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其应有之义，这也是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一贯主张。他根据这个小本子中记录的情况来测算哪位顾客家的米该吃完了，就送米上门。
该《决定》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如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知情透明原则等。数字技术的使用沉淀了大量数据，但并非所有数据都构成个人隐私而需要被保护而不得利益，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
但是，真实身份信息注册是不是意味着用自己的隐私？对此，需要界定为何为隐私，何为个人信息。《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信息的，应该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过程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改进我们的服务，并开发新的服务。迄今为止，在中国法上侵犯隐私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侵犯个人信息要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上的责任。
许多Web 2.0企业依赖于试错法模型进行创新。自此开始，隐私权的理论开始构建起来，而随着实务中判例的发展和学理研究的深入，它的范围也被逐渐确认。
尽管被学界不少人称之为一般性规定过多，且很多保护措施过于宽泛，但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个人信息和隐私两者是不同的。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商业价值其实是建立在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上，比如说在google用户协议中解释了它为什么要处理用户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当您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某家餐馆或在 YouTube 上观看某个视频时，我们会处理与该活动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您观看的视频、设备 ID、IP 地址、Cookie 数据和位置之类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服务提供更实用、更合乎需求的内容，例如更相关的搜索结果。
因此，弹性隐私制度证明有利于这种创新的反复试验方法，允许公司的产品不是基于法律约束而是基于市场反应。在王永庆的那个小本本上大概只能记录用户的发薪日和家庭人口数等极少数内容，但是现在一个用户的手机则是几乎可以囊括主人的所有信息。
